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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京津冀区域新的经济增长极

来源:滨海时报 发布时间:2017/04/26 字号:

  本版稿件/记者哈迪整理

  天津提出,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过程中,需要天津付出什么、调整什么我们都坚决落实。天津要认真学习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先进理念,以此为标准标杆更好推动天津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历经十年发展,滨海新区已经从初创期进入到中兴高潮期,此时,滨海新区更应“跳出新区看新区”,对标雄安,在下一步发展中不断吸收先进理念,创新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关于雄安新区的前瞻性的理论思考势必为新区进一步改革开放创新提供有效借鉴。日前,“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理论及政策”高端论坛在津举行,来自京津冀三地的专家学者从理论高度解析国家重大战略,围绕雄安新区与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雄安新区定位、产业发展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等主题展开深度探讨。本期理论版特摘编论坛上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晓江:

  从京津冀协同视角看雄安新区发展

  京津冀的核心是治理首都大城市病和探索人口经济地区的优化开发模式。在新一轮发展中,北京和天津怎么重新引领整个北方地区的发展,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弥补河北和京津之间的断崖式差距,除了政策性举措之外,空间上的举措同样重要。

  经过二十年努力和国家政策调控,我国东中西问题基本解决了,但随之新的难点问题也出现了,如今北方六省(东三省加上华北三省)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差的六省,这是一个更加深刻的政策、体制、观念和资源特征的问题。所以,在新一轮发展过程当中北京和天津怎么重新引领整个北方地区的发展,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应该紧密把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再平衡问题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放在一起思考。尤其从河北来讲,弥补河北和京津之间的断崖式差距,除了政策性举措之外,空间上的举措同样重要。我们把雄安新区和深圳、浦东作对比的时候,可以发现三十年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战略一直在引领着空间上的优化和调整。

  雄安新区与深圳和浦东的相同之处是都已经上升到国家空间战略,但也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同。一是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深圳特区是我们国家从封闭的完全内部运行的发展模式走向开放的过程。浦东是我们第二次的深度开发,当时都处在我国经济相对不发达的阶段。现在面临着中国三十年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中等收入社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要从发展阶段的差异来思考雄安新区的发展,这是和深圳和浦东的不同。

  二是发展模式改变的不同。二三十年前浦东和深圳的发展,是一种出口导向的模式,是一种外援经济的模式。现在是创新动力的阶段,是结构调整的阶段,因此,雄安新区的产业发展不可能再呈现通过廉价卖地招商引资就能把新区建起来的状况,更何况雄安新区不是一个承接低端产业的空间,所以要考虑雄安新区如何能够尽快形成一种城市的发展条件,用城市优质的生活和公共服务来吸引人才和企业。

  三是区位不同。上一轮的深圳和浦东,深圳是典型的门户区位,浦东是典型的中心区位。但是雄安新区既不是门户也不是中心,所以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我们应该思考在这样的区位条件下雄安新区应如何发展。其实,选择在雄安建设新区,这是对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倒逼。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殿廷:

  关于雄安新区的四点思考

  从创新发展的角度来看,北京建一个新的反磁力中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原来的北京中关村、曹妃甸和滨海新区都承担不了这个作用,而且北京、天津、河北的协同发展,实际上是举步维艰的,成效也并不是特别显著,此外河北也需要一个战略的支撑点,也需要一个新的增长极,所以建设雄安是必要的。

  为什么要建设雄安新区?实际上就是在建设北京的反磁力中心。而建设反磁力中心目的就是集中疏解非首都功能。在京津冀层面上,北京、天津、河北协同发展,实际上是举步维艰的,成效也并不是特别显著,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而雄安新区就是这样一个集中疏解地。同时河北也需要一个战略的支撑点,也需要一个新的增长极,因此建设雄安新区是必要的。

  为什么是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距北京、天津、石家庄各一百公里的地区,具有一定的地位优势。而且还是距首都新机场最方便的地方,有高铁、高速,再适当完善一下交通网络,就更加方便了。同时雄安新区确实是人少地方大,搬迁成本不高。

  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雄安?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首都副中心,主要是经济和创新功能的配套。理想的雄安新区应该是集聚全国高精尖创新要素,建设中国的创新之都。雄安新区不大可能建成产业新城,一般的产业在这里没有意义,也不会让其发展;也不会建设成为一般的大城市,因为京津冀人口已经够多了,再通过建城市来吸纳人口也没有意义了;更不会建设成为像深圳那样吸收外资外商的城市,因为这里不允许搞房地产,不许做一般制造业。

  怎样建设雄安新区?雄安新区的建设要以国家为主导,基础设施、基本服务全是由国家建设,然后鼓励大家来这里创业创新,主要是创新。新增的创新要素应该吸纳到北京但不能上北京,又想借助于北京的发展条件,雄安新区欢迎这样的要素,也只能吸纳这样的要素。所以这里是国家主导,政府主导。所以,我认为雄安新区不是保定新区,更不是北京新区,也不是京津冀的新区,而是中央的新区。

  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

  建设治理大城市病的经典之城

  雄安新区的建设一方面要为北京解决大城市病,另外一方面要保证自己建设之后不存在大城市病。要达到这样两个目标,就要建立“三定”的机制,即定位、定性和定策。

  所谓的城市病,在西方叫城市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叫大城市病,主要反映为人口膨胀,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现在国际上治理大城市病的途径很多,第一类是以伦敦为代表的采取紧凑网络模式,基于人口减少的现状,伦敦就把原有的一些东西更加紧凑地向一个地方聚集,不大再造更多的新城,主要是对现有的交通网络和设施进行精细化的补充和完善。第二类是多中心模式,以法国巴黎为代表,主要不让城市过多地向外平铺。第三类是向郊区疏解的模式,美国纽约就属于这类。第四类是建设新城的模式,莫斯科采取的是这种模式。北京选择的就是集中疏解,建设反磁力中心。

  雄安新区的建设一方面要为北京解决大城市病,另外一方面要保证自己建设之后不存在大城市病。要达到这样两个目标,就要建立“三定”的机制,即定位、定性和定策。目前雄安新区的四个定位已经十分明确,定性应该就是京津冀的反磁力中心,华北平原的新增长极。

  那么给雄安新区建设策略提几点建议:一是采取多中心的城市空间规划。北京的大城市病主要是由城市的单中心所造成的,所以建设一个新的雄安新区,可以采取多中心的城市空间规划,就是说雄安新区应该按照组团式的组合型城市进行建设,不一定只建一个城,这可以借鉴美国洛杉矶的模式。二是建设创新驱动示范区。主要通过集聚科研院所打造一些高水平的创新创业载体。三是建设海绵城市。现在整个华北平原都十分缺水,雄安新城建设海绵城市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白洋淀虽然是“一盆水”,但是那不可能作为城市生活用水,只是一个景观用水。现在有人提出用南水北调来解决雄安新区的用水,但这恐怕也很困难,如今汉江下游已经出现了一些枯竭现象,这样势必会影响整个中国大的水流循环,因此雄安新区未来建设一个海绵城市,建设一个节水型城市,是很有必要的。四是建设紧凑型新城区。不能再把楼建得很高很高,要建成一种紧凑型,同时还应该是一种“树比较高,楼比较矮”的这样一个景观城市。五是建设中国文化特色新城区。雄安新区处在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燕赵文化应该在这里有集中的展示。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洪俊杰:

  着力解决创新链上的重大瓶颈

  解决京津冀创新链上的瓶颈关键是改革,要改革科研机构的体制,改革科技项目的管理体制,建立市场导向的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创新辐射中心的专业第三方终试平台,鼓励各类资金投向终试,成立专业的终试基金,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投资,风险收益共担。

  雄安新区现在几乎是在零基础上,怎么在零基础上把集聚的条件打造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吸引高层次人才,这是产业创新中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二是拓宽创新和资金的来源渠道。融资难是创业型新兴企业发展的最难的一个瓶颈,如何大力发展创新投资,包括鼓励产学研三方的资金投入,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等等,建立完善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打造成果孵化转化等都是很重要的任务。三是着力解决创新链上的重大瓶颈。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一个链而不是一个点,一般的关键创新都要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终试商品化,需要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特别是其中的应用研究、终试和商品化是技术转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目前北京对于京津冀的辐射其实是不足的,大量的成果并没有在天津和河北进行投入。所以建议首先要改革科研机构的体制,建立一批新型应用技术研发机构。其次改革科技项目管理体制,建立市场导向的项目管理制度,技术需求应由协会或商会在征求企业成员意见上提出。第三建立创新辐射中心的专业第三方终试平台。第四鼓励各类资金投向终试。成立专业的终试基金,政府和社会共同投资,风险收益共担。

  全球正处于新一代贸易规则重构的关键窗口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打造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主要特点是重点从原来边境开发向边境后开发,核心是服务业开发和外资开发,包括与此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变。新的规则市场开放度更高,涵盖领域更广,政府性质更大,对外国服务业保护政策更多,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没有特殊的对待政策。京津冀地区要积极探索管理创新,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具体而言,天津自贸区和雄安新区可以申请服务业的开放试点,先行先试,加大对服务业外资的开放,可以在雄安新区或天津自贸区进行服务业开放的压力测试,积极研究我国服务业开放的次序及其带来的影响,并探索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创新。

  南开大学区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兰冰:

  雄安新区引发的区域经济学思考

  我们国家经过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在发展动力、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等方面都表现出崭新的特点,在这样的宏观条件下,国家大的区域战略也进行了及时调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到现在已经出台三年有余,雄安新区在4月1日正式公布以后也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雄安新区肩负的历史任务主要是:推进京津冀协同战略,加速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探索创新驱动新路径,形成城市化发展新典范;实现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加快体制机制深度的改革。打造全新的北方经济增长极,推进南北区域均衡发展。

  雄安新区相比于上海和深圳,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起点高,环境新。雄安新区是在推进世界级城市群,加速协同改革创新的新时期。从基础的起点,深圳的特区是处于技术演进阶段,它的特点产业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到浦东新区的时候我国已经从演进转向了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阶段,产业表现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融合。雄安新区作为一个后发洼地地区,如果再套用深圳和浦东曾经走过的路必然行不通,雄安新区必然要走一条自主创新和研发的道路,必然是发展高端服务业以及以研发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类型。第二个特点是深圳和浦东都处于国家高速增长的时期,而雄安新区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降的压力非常大的背景下,而且从全球的整体经济态势来看,全球经济也处于一个低谷,整体复苏乏力,这对于雄安新区未来建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第三个特点是零基础平地起。零基础的优势是可开发资源非常丰富,统筹成本非常低。但问题也非常突出,主要包括产业基础非常薄弱,高端人才非常匮乏,公共服务基本是一片空白,而且它距离北京、天津实际上也有100公里左右的距离,从这样一个零基础平地起的城市来看,它的建设基础任务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关于雄安新区建设的具体路径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必须是要以制度为引领,既要协同,也要创新的思维模式。第二是以市场为主导,深圳、浦东两地的成功都证明市场活力发达的地区一定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而市场活力又是市场发达的一种原因和诱因。第三是雄安作为后发地区,如果套用传统城市发展路径肯定难以成功,需要创新驱动。第四是需要人才集聚。第五是目前主要的功能是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但是这不能成为它唯一建设路径,还需要从输血式的发展积极向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的造血式转换。

  中国社科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

  对雄安新区的规划要留调整空间

  雄安新区建设首先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经济学角度看,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国家战略,是政府行为,是中央计划主导的,但毕竟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来建设雄安新区,政府不可能也不必要包办代替,不能只依靠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还要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让市场配置资源,起更大的作用。

  对于雄安新区的发展规划,哪些是政府要做的?包括确立新区定位、制定建设规划、确定新区面积、居住人口、投资规模等等。还有确定搬迁对象,这项最重要的工作只能是政府来决定,而且只能是中央来帮助北京确定,这也是比较难的工作。再包括限定发展内容,推进改革创新,诸如此类。哪些是要依靠市场的?首先政府必须完善市场条件,使市场有能力来调节,就是推进简政放权,利用市场条件通过放管服改革和政策导向来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然后依靠市场的作用,吸引民间资本和技术人才,接着就会带动劳动力、人口、商品的要素流动,并通过市场调节各种市场主体的竞争关系。

  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要有调整空间和机制。中央对其有四个基本定位,即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建议还可以加一个定位,即共享经济的实验区。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雄安新区是京津冀三地共享的开放开发实验区,肯定是共享的。另一方面,雄安新区的资源也要是实行共享经济模式,包括房地产,包括办公设施等等,不销售,而是共有产权,租赁模式。在高标准要求,全覆盖定位的情况下,即使组织国内一流规划人才进行城市设计,要编制好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及相关规划,也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任务,所以在编制规划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方法论,要对规划设计留有余地,留有较大的调整空间。

  雄安新区的建设具有开放性和协调性两大特点,开放性表现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协调性表现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当然,雄安新区的规划进程也受制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所以这也倒逼京津冀协同转变发展方式,三地要借助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兴起促进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

  河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薛志敏:

  用财税化改革激活新区指数增长

  实现政府意图和市场行为的有效对接,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来引导调控企业规范市场。尤其是用经济手段,以利益调控为主线,通过税收和价格的相互作用达到政府的利益结构,使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形成一个利益的联动机制。

  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现在问题是政府的决策和市场的接轨对接。比如在建设雄安新区的决定宣布当晚,有约16000人从全国各地集聚雄安地区买房,这是一种典型的逐利行为,但实际上这不是正能量,不是政府的意图。这就是政府意图和市场行为这两只手出现了矛盾。

  针对这件事,政府要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来引导调控企业规范市场。法律手段是令行禁止,但是立法时间较长,执法成本高。行政手段效率很高,如控制房地产,贴封条,把中介系统停掉,但容易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更应该用经济手段,以利益调控为主线,通过税收和价格的相互作用使政府和市场形成一个利益的联动机制。这样就需要利用财税化的改革激活新区建设。

  第一是要把财税化改革贯穿于雄安新区发展。要创新财税的体制机制,进行制度创新,推动雄安新区指数增长的利益结构,用税价机制配置资源。我们知道市场调节主要是价格发展作用,我们的税价机制是政府规划以后通过财税手段引导市场的价格走势,形成相应利益结构,用利益结构配置资源,是一种全方位全过程的改革。具体说,最重要的是赋予雄安新区调控权,能够让它自己有一定的调控能力,比如是不是可以率先实现环境税的先行先试。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公共服务和公共领域,需要用税收的杠杆和价格的作用形成能够更好实现社会利益的结构,应该让新区从实际出发,有特殊的使命定位,要赋予其调控权。第二是要采取特殊的财政体制和产品机制。这里可以借鉴深圳的一些起步经验。第三是包括国家出台的一些税收政策在新区能够先行先试。也就是环境税可以在新区能够先行先试的话,可以为国家提供经验,也会对建设生态宜居的城市,形成利益结构有积极影响。第四是要赋予雄安新区一些地方立法征管权。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要靠利益推动,除了对其子女教育和生活环境以外,在现实上来说,如果实行所得税实行返还,并有区别对待,这就是一种利益推动机制。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建强:

  对创新发展示范区的解读

  雄安新区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过去城市扩张的政策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跳出去”,它结束了北京“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在实践层面引领城市结构发展的创新,就是由单中心的“摊大饼”向着将来可以多城区、多板块、功能互补的方式发展。

  “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是对雄安新区的定位之一,具体有以下几点解读:

  第一,雄安新区是我们国家引领和示范城市结构发展演变的创新。过去二三十年,我们国家城镇体系、城镇规模是快速扩张的,表现出来两种态势,一种方式就是大量的单体城市的就地就近建设新区,另一种方式是空间距离上比较近的一些城市,随着单体扩张相向靠拢形成联体,比如广东佛山的一体化,西安咸阳的一体化,还有一些城市距离虽然稍但也采取这样的发展战略,如郑州和开封。这两种方式都是形成城市建设区板块的整体式的摊大饼式扩张,这就是城市病。雄安新区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过去城市扩张的政策方式,在实践层面引领城市结构发展的创新,就是由单中心的摊大饼向着将来可以多城区、多板块、功能互补的方式发展。

  第二,雄安新区将是以创造和输出知识技术为支撑的创新中心。雄安新区首先要搬过去的是除了行政单位以外就是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依托人才知识技术和金融要素,实现依靠创新来增加高附加值的经济效益。

  第三,优化和调整京津冀城市群结构。客观上雄安新区和保定距离几十公里,这是指中心到中心距离,其实两地边界距离很近,所以这两个城市如果都扩张起来后,体量上会形成一种加速效应。另外,雄安新区的出现对于河北省乃至整个京津冀地区原有的要素配置和生产力布局将形成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调整。

  第四,雄安新区是京津冀融合发展的创新的突破。雄安新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定位是河北,这就形成三个行政区域之间人事关系和户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镶嵌结构。首先是物理上的镶嵌结构,物理上的镶嵌结构会带来政策上的一些融合,这必将触发和促进区域政策分配的矛盾破解,进而引领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样一些政策的突破和创新将走向更高层次的区域协同,甚至将助推和引领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统筹协调,并通过以调整既有利益关系格局为主要内容和突破的改革来实现践行新发展理念。